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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皇太极对于所谓“传国玉玺”的认定是接受了身边的汉族大臣建议的结果。君臣双方均试图将原来相对松散的汗权统治模式改造成带有明显中原王朝色彩的、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所以皇太极才会将只是用于处理行政事务的一方玉玺拔高宣传为代表皇权合法性的“传国玉玺”，继而以之为契机启动了确立“大清”为国号并登基为皇帝的政治进程。

此说完全不能成立。首先，该论并未举出具体的官方非汉文史料来证明，纯属一厢情愿的臆测。其次，像满文和蒙古文这类非汉文史料恰恰反映出清朝君主观念中的“中国”不仅包括中原地区和汉族，还包括边疆地区和各民族。如在与沙俄签订边界条约《恰克图条约》时，就明确把与沙俄接壤的漠北蒙古边界地区的哨卡称述为“中国之卡伦”和“中国之蒙古卡伦”，又将清朝最高谈判代表蒙古王公策凌的官衔用满文表述为“中国副将军札萨克多罗郡王和硕额驸”。

这与事实完全相左。首先，大多数满族旗人信奉的是汉传佛教而非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从始至终没有成为满族群体的全民性信仰。而且有清一代，为了保证得到足够的兵源以维护其统治，清朝始终限制旗人出家成为职业宗教徒。因此，清朝从未出现过一位具有政治与宗教双重影响力的旗人高僧，也从未造就过一个人数可观并具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旗人喇嘛群体。平时北京城内的藏传佛教寺院对于包括旗人在内的广大普通民众并不开放，相反，旗人在日常生活中参拜汉传佛教的寺院及道观等宗教场所则没有限制。这自然促成了汉传佛教对于普通旗人的影响远大于藏传佛教。

其次，“新清史”学者刻意强调，皇太极以来的清朝君主对北元系统的大黑天像的尊崇，帮助其确立了统治合法性。这个观点完全属于知识上的误读。实际上，皇太极在盛京(沈阳)修建的实胜寺更强调的是对佛而非大黑天的崇拜。而且，当皇太极意识到崇佛并不能招来漠北蒙古归顺的政治效果后，就不再前往实胜寺礼佛参拜。所以当清朝入关以后，大黑天像也没有被皇室当做须臾不可离身的至宝而迁徙到北京。在这种情况下，何谈一旦得到了该神像即会大大有助于清朝建立其统治合法性呢？

其次，清朝确实刊印了大量多语种合璧文献，但是这种现象早在明朝时也已明确显现。永乐年间在黑龙江岸石岩上树立的《永宁寺碑》，即由汉文、蒙古文、女真文三体合璧撰写。令人叹为观止的明代《噶玛巴为明太祖荐福图》，连同其用汉、藏、蒙古等多种文字合璧而成的图注，给观瞻者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同时在以教促政、团结蒙藏群体方面的很多做法在明朝那里也已经有了先例。因此，在处理边疆问题上，“新清史”炮制的上述 “明清差异论”实属严重扭曲了历史真相。

再加上当下日趋复杂化的国际政治背景的影响，最终促使目前代表“新清史”七位学者中的五位，都不同程度地发表过公开攻讦或污蔑新中国在边疆地区行使国家主权的文字内容。因为在他们看来，既然当初新疆、蒙古、西藏等和“中国”(实际上只是相当于内地)都只是清帝国统辖下的各个平等组成部分，那么当辛亥革命爆发以后，这些地区也应该享有权利建立各自独立的国家而不是被中国再统一。这样更加符合西方世界史学界总结出来的20世纪以来，传统意义上广土众民的帝国统治结束后往往分裂为多个国家的所谓“西方经验”或“西方历史演化模式”。

所以，他们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对新中国在边疆地区行使国家主权、维护国家统一的行为均持攻击态度，而对各种或明或暗地受到外国怂恿蛊惑的分裂谋“独”势力则采取明显的同情立场，致使目前中国政府在相关边疆地区采取的政治经济措施，大多都被他们扣上了压制欺侮当地人民的“新帝国主义”帽子。也就是说，只要中国政府不放弃在这些地区的领土主权，那么，这种维护国家统一的正当行为就会被其妖魔化为一种类似“新帝国主义”或者“殖民主义”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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