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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徐静村并未想过研习法律，他的高考志愿本来是理科类院校。1959年，我国新设原子能物理专业，仅在复旦大学开设，当时在四川只招一名学生。“我就报了志愿。”徐静村回忆，到了临考前，校长找他谈话，说有一个学校来选拔人，招的是“绝密专业”，他们从50个档案里挑出了三个学生，其中两个是老红军后代，再一个就是他。

彼时，国家的立法不健全，仅有宪法、婚姻法、两院组织法等法律，司法工作的依据还有历次政治运动的政策性文件，这些文件都有一条规定，凡是反对、破坏运动的，根据情节轻重处理，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徐静村直言，这些就是当时刑事司法在实体上判断罪与非罪的标准。也就是说，当时的刑事司法在实体法上主要依据党的刑事政策，在程序法上主要依据公、检、法三机关的内部规章，刑事法律制度还不健全。

“就是一条一条过，每天开完会后，专家组都要凑到一起看看大家都提了什么意见、怎么办。”徐静村回忆，人大法工委的修正案初稿有300多条，最后讨论下来只剩225条，一些保障正确行权的限权条款不被接纳，特别是侦查机关应该如何正确行使侦查权，以避免违规、侵权和发生错误的条款，有不少被删掉了，“设置这些条款的根本目的在于保证取证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防止因非法取证或错误取证导致对案件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的错误。”

立法就此出现许多权力行使的真空地带。徐静村一直主张，刑事诉讼法在设计的时候要严密一点，应尽可能保证诉讼过程的公正性、客观性，保证案件从侦查起诉到审判，尽量做到不冤、不假、不错。但这次修改没有解决侦、诉、审各阶段应当解决的问题，“主要成果是推动庭审制度从审问式改为控辩式的过渡，使法官的中立性有所加强，但改得不够到位”。

此后，他带领研究团队在全国进行广泛调研，并于2003年出版著作《21世纪刑事程序改革研究》一书，拟制了《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学者建议稿》（386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修法参考。又于2005年再次出版《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学者拟制稿及立法理由》（462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参考。前者构造的理念是“检警一体化加审判中心主义”，后者则以审判为中心进行了制度设计。

徐静村认为，刑事诉讼法修改必须完善证据制度，使侦查起诉尽量不出差错，审判阶段应有充分审查证据查明事实的职责和权利，把好证据审查和事实认定的关，把好这一关，即使前面错了，还有纠正的可能。如果侦查和起诉阶段没有严格执法，保证办案质量，审判阶段又不能有效把关，造成错案的可能性就会很大，冤、假、错一旦出了，纠正起来就不容易了。

在书中，他首次界定了中国律师业的性质与社会功能，律师服务的宗旨和实务操作的方法与技巧，由此形成了学科的基本理论体系。学术界曾给出如此评价：这本著作为“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律师学进行的科学尝试，基本构筑了律师学体系的框架”，是“中国法学界和律师界首屈一指的研究律师制度和律师实务的书籍，又是律师的向导，堪称我国全面、系统地研究律师学的第一部力作”。

所谓“仁心侠气”，就是不畏强暴、不惧危险，要有一颗追求公平正义之心，有一颗仁爱之心，还必须有奉献精神。“我们现在的律师大多具备一定的法律素养，但这只是一个执业的技能基础，更重要的是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正义感和公益心。所以，律师要修身、修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徐静村还将“践行法治、服务大众、追求公平、有诺必践”这四句话作为律师行业的“行训”，以此体现这一行业的社会职能、社会责任和行业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