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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转售处方药而获刑的案例并不罕见。而更大范围来说，不只是麻精类等处方药处置问题，药品回收和处理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普通民众在面对闲置或过期药品时，常常缺乏方便、安全的回收渠道，导致药品资源浪费，甚至对环境和公共健康构成威胁。与此同时，还催生出一些药品回收市场乱象，比如非法收购及转售过期或假冒药品等。

《会议纪要》同时提到，确有证据证明出于治疗疾病等相关目的，违反有关药品管理的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国家规定管制的、具有医疗等合法用途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不以毒品犯罪论处；情节严重，构成其他犯罪的，依法处理。实施带有自救、互助性质的上述行为，一般可不作为犯罪处理；确须追究刑事责任的，应依法充分体现从宽。

关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实施毒品犯罪的故意，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庭长李睿懿等人在《〈昆明会议纪要〉的理解与适用》一文中提到，由于部分国家规定管制的麻精药品具有医疗等合法用途，实践中国家规定管制的麻精药品并不一定都被用作毒品。据此，需要从麻精药品的用途和行为的目的两个维度，对于涉麻精药品行为的性质进行审查判断，确保裁判定性准确、罚当其罪。

北京大学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王岳认为，对当事人是否涉嫌贩毒的指控，要从当事人的动机出发，看他以往有没有类似行为，有没有对购买者造成较大的人身伤害，从这些情节综合来认定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犯罪行为。“法官不能简单地变成一个法律的执行者，成为一个机械的法条主义者，涉嫌贩毒是一个非常重的刑责，(当事人)今后很多正常的社会行为都会受到影响。”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临床医生则表示，尽管根据《医疗机构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医疗机构应当要求患者将剩余的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无偿交回医疗机构，由医疗机构按照规定销毁处理。”但在他日常工作中，无偿把药品退回来的家属是少数，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经济能力和思想觉悟，之所以转卖药品，就是因为药品没过期，对家属而言又失去了使用价值。

免费赠药也存在一定法律风险。赵良善解释，免费赠药要合法，需满足以下三种条件：一是所赠药品是通过合法渠道购买的；二是所赠药品不属于处方药和甲类非处方药；三是不得针对不特定人赠药。如果是处方药，在实施紧急救助行为情况下可以赠与。但若在非实施紧急救助行为情况下赠与处方药，受赠一方吃药后出现不良反应时，赠与人需根据过错承担民事责任。

新京报记者查询相关政策法规后发现，虽然废弃药存在多重危害和风险，但对其回收处置尚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201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过期药品属于劣质药范畴，不允许运输和销售，但未规定如何回收和处理。2021年施行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其附录中规定，家庭过期药品属于生活垃圾中的危险废物，按照生活垃圾处理。

上海市人大代表葛敏在调研中发现，废弃药品处理的成本很高。废弃药品涉及药品流通的各个环节，对废弃药品的回收管控、无害化处置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监管部门委托医废处理公司处置废弃药品每吨平均收费8000元左右，药品生产企业委托医废处理公司处置液废每公斤25元，固废每公斤10元。有药品批发、连锁企业因不堪重负，也曾提出废弃药品是否可以委托所在区的监管部门定期回收处理，但监管部门受财政经费、储存条件、销毁时效长等因素，无法帮助企业解决困难。

王岳认为，药品回收只是靠责任感和公益性是不行的，需要明确责任主体到底是谁，还需要立法来保障，比如在国家层面将药品回收管理相关事项写入《药品管理法》，或制定出台《过期药品回收管理法》《过期药品回收资金管理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过期药品回收管理的责任承担主体、回收管理具体流程、回收管理资金保障等内容，使我国过期药品的回收和处置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去年全国两会上，农工党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打通家庭过期药品回收“最后一公里”的提案》，农工党中央建议，首先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相关主体责任，完善回收机制；建立药品分包装制度，推出小规格、小剂量的药品，督促药店落实拆零销售服务，避免过期药物的浪费。还可将药品回收与其他垃圾分类结合起来，引导公众投放过期药品等有害垃圾，由专业机构收集转运和统一处置。药监部门应加强科普宣传，普及合理使用药品。建立药品回收激励机制，对于合法从事过期药品回收企业及回收点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提高其回收过期药品的积极性；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出台政策，以发放纪念品、药品“以旧换新”、“有奖回收”等方式鼓励居民主动上缴家庭过期药品，形成长效机制，提高居民对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