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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东西方哲学家大会创办85周年，也是东西方哲学家大会时隔8年再度举行。5月24日至31日，来自30多个国家的逾300位哲学领域专家学者，齐聚美国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在以“创伤与治愈”为主题的第12届东西方哲学家大会上，就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维度所经历的创伤，以及如何治愈分享理论洞见。

过去几年里，我主持了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以“天下”为主题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以超越国际关系的思维，探索世界文化中可以利用的资源，寻求一种新的、共享的全球秩序——以天下观天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它不仅超越了个人，还超越了单一的国家概念，是将世界作为一个共同体，观照“天下”人民的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的共同生活。在当今世界分裂、纷乱的背景下，学术界有责任去倡导这样的叙事，以推动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和谐的世界。

中国的“家哲学”源远流长，从家庭到国家，“家”的理念无处不在、生生不息。儒家伦理始于个人身份如何在人类叙事中出现，从根本上不同于基础个人主义的假设。儒家的政治观是家庭、国家和世界之间的同构，其中国家和世界是家庭的拟像。“家”作为一种价值观为中国文化从古至今提供了凝聚力，这种价值观的意义值得中国以外的世界主要文明反思、学习和借鉴。中国的“家哲学”为解决当前世界面临的困境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应更加重视和挖掘其意义和价值。

事实证明，当前的国际秩序在应对人们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时已暴露出明显不足。那么，受儒家文化启发的国际秩序会是什么样呢？我认为，这个模型中不存在任何作为霸权凌驾于其他秩序之上的单一、享有特权、占主导地位的秩序，每个国家身份都源于其在世界有机体的生命机能中形成的独特关系模式，而这个生机勃勃的全球生态本身就是由这些独特的国家相互适应而产生的整体性和包容性的秩序。

那年暑假，我在香港九龙的新亚书院读书，遇到了新亚书院的创办人之一、哲学名家唐君毅先生，这是改变我一生的经历。我非常投入地学习他的思想，这也构成了我和他关系的基石。我在香港遇到的另一位老师是劳思光先生，当时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年轻教授，我常去上他的课，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就像大家总是多年后，才能意识到最好的老师对自己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唐君毅先生和劳思光先生对我来说就是如此重要的老师。他们都将中国哲学置于世界哲学的全景中看待，是世界性的哲学家。而我在这些年的研究中始终坚持中国哲学是世界性的，正是深受他们的影响。

首先，我决定将哲学作为自己的学术事业。但我不打算先学习西方哲学、然后再学习中国哲学，而是计划同时学习这两种哲学。通过这种方式，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通过一种传统的视角来解读另一种传统的潜在风险。其次，我决定终生学习汉语，包括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为此，我进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为期五年的哲学和亚洲研究双学位课程。

我经常往返于中美两国，也经常前往世界各地推广中国文化。我发现，在中国的书店、大学图书馆里，几乎可以找到所有西方杰出思想家著作的中文译本，而且翻译质量很高。可是，在美国等其他一些国家的书店、图书馆里，很少有中国思想家的著作，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籍也比较少。因此，我和美国一家出版社设立了一个项目——“翻译中国”PP电子奥林匹斯之门，陆续翻译出版李泽厚等中国著名思想家的著作。我还翻译了《论语》《中庸》《道德经》《孝经》《孙子兵法》《淮南子》等中国典籍，从翻译经典入手改变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误读。

安乐哲(Roger T. Ames)，1947年生于加拿大多伦多，著名中西比较哲学家、汉学家与中国哲学典籍翻译家，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外籍首席专家、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翻译了《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等中国经典，著有《“生生”的中国哲学》《先秦儒家哲学文献译解》《经典儒学核心概念》《儒家角色伦理学》等中英文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