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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转售处方药而获刑的案例并不罕见。而更大范围来说，不只是麻精类等处方药处置问题，药品回收和处理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普通民众在面对闲置或过期药品时，常常缺乏方便、安全的回收渠道，导致药品资源浪费，甚至对环境和公共健康构成威胁。与此同时，还催生出一些药品回收市场乱象，比如非法收购及转售过期或假冒药品等。

《会议纪要》同时提到，确有证据证明出于治疗疾病等相关目的，违反有关药品管理的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国家规定管制的、具有医疗等合法用途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不以毒品犯罪论处；情节严重，构成其他犯罪的，依法处理。实施带有自救、互助性质的上述行为，一般可不作为犯罪处理；确须追究刑事责任的，应依法充分体现从宽。

关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实施毒品犯罪的故意，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庭长李睿懿等人在《〈昆明会议纪要〉的理解与适用》一文中提到，由于部分国家规定管制的麻精药品具有医疗等合法用途，实践中国家规定管制的麻精药品并不一定都被用作毒品。据此，需要从麻精药品的用途和行为的目的两个维度，对于涉麻精药品行为的性质进行审查判断，确保裁判定性准确、罚当其罪。

北京大学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王岳认为，对当事人是否涉嫌贩毒的指控，要从当事人的动机出发，看他以往有没有类似行为，有没有对购买者造成较大的人身伤害，从这些情节综合来认定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犯罪行为。“法官不能简单地变成一个法律的执行者，成为一个机械的法条主义者，涉嫌贩毒是一个非常重的刑责，(当事人)今后很多正常的社会行为都会受到影响。”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临床医生则表示，尽管根据《医疗机构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医疗机构应当要求患者将剩余的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无偿交回医疗机构，由医疗机构按照规定销毁处理。”但在他日常工作中，无偿把药品退回来的家属是少数，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经济能力和思想觉悟，之所以转卖药品，就是因为药品没过期，对家属而言又失去了使用价值。

免费赠药也存在一定法律风险。赵良善解释，免费赠药要合法，需满足以下三种条件：一是所赠药品是通过合法渠道购买的；二是所赠药品不属于处方药和甲类非处方药；三是不得针对不特定人赠药。如果是处方药，在实施紧急救助行为情况下可以赠与。但若在非实施紧急救助行为情况下赠与处方药，受赠一方吃药后出现不良反应时，赠与人需根据过错承担民事责任。

新京报记者查询相关政策法规后发现，虽然废弃药存在多重危害和风险，但对其回收处置尚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201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过期药品属于劣质药范畴，不允许运输和销售，但未规定如何回收和处理。2021年施行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其附录中规定，家庭过期药品属于生活垃圾中的危险废物，按照生活垃圾处理。

上海市人大代表葛敏在调研中发现，废弃药品处理的成本很高。废弃药品涉及药品流通的各个环节，对废弃药品的回收管控、无害化处置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监管部门委托医废处理公司处置废弃药品每吨平均收费8000元左右，药品生产企业委托医废处理公司处置液废每公斤25元，固废每公斤10元。有药品批发、连锁企业因不堪重负相信品牌的力量ng28，也曾提出废弃药品是否可以委托所在区的监管部门定期回收处理，但监管部门受财政经费、储存条件、销毁时效长等因素，无法帮助企业解决困难。

王岳认为，药品回收只是靠责任感和公益性是不行的，需要明确责任主体到底是谁，还需要立法来保障，比如在国家层面将药品回收管理相关事项写入《药品管理法》，或制定出台《过期药品回收管理法》《过期药品回收资金管理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过期药品回收管理的责任承担主体、回收管理具体流程、回收管理资金保障等内容，使我国过期药品的回收和处置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去年全国两会上，农工党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打通家庭过期药品回收“最后一公里”的提案》，农工党中央建议，首先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相关主体责任，完善回收机制；建立药品分包装制度，推出小规格、小剂量的药品，督促药店落实拆零销售服务，避免过期药物的浪费。还可将药品回收与其他垃圾分类结合起来，引导公众投放过期药品等有害垃圾，由专业机构收集转运和统一处置。药监部门应加强科普宣传，普及合理使用药品。建立药品回收激励机制，对于合法从事过期药品回收企业及回收点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相信品牌的力量ng28，提高其回收过期药品的积极性；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出台政策，以发放纪念品、药品“以旧换新”、“有奖回收”等方式鼓励居民主动上缴家庭过期药品，形成长效机制，提高居民对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