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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她们成立了一家空壳公司，名为电商企业，实是诈骗公司。她们分工明确红运彩票，王某燕担任公司的老板，主要负责给员工发钱、记账；高某负责考勤、管理业务员等工作；蔡某参与教授部分成员诈骗话术等；此外，还有负责与网友沟通的业务员李某、林某等人。第一个月所有人的工资都是底薪，往后就不给底薪了，给诈骗提成，也就是总金额的25%至30%。

王某燕曾交代，在平台上，她们通过搜索“靳东”，去查找一些关联用户并关注。这些人往往是女性，年龄在40岁至65岁之间。她们通常不会在聊天中直接承认自己就是明星，但对方问起来，也不否认，只说我是弟弟。有时候，她们还会时不时说几句“去拍戏”“赶通告”的话，将人设做实。静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陶琛怡是本案的法官，他说，除了话术，业务员还会从网上下载一些男性的语音条红运彩票，以坐实自己的男性身份。

加入粉丝团往往是第一步，这需要支付100元到200元不等的入团费。接下来，她们还会让这些中老年女性购买链接商品，比如贵妇膏、洗面奶、红酒，如果升级当合伙人，还能成为这些商品的代理商，从而分款。谢海涛搜过，这些产品质量很难保证，比如一个贵妇膏在1688网站只卖10元，但在有的平台就卖300元，差价很大。

要钱的借口很多，比如在俄罗斯拍戏摔断了腿，又或是在外地办厂缺少资金。成天被嘘寒问暖的中老年女性，往往大方送上钱财。谢海涛说红运彩票，每位受害人都被要求转账，有老人不会，在聊天记录里说，“靳东弟弟教我，你还过多少时间再教我。”两个人互相称呼对方为宝贝，有时假“靳东”还会问，“你为什么只请我喝奶茶，请我吃饭好不好，为什么要跟助理一样？”

“东来也”以工作忙和经纪公司规定为由，拒绝了记者发起的语音通话和视频通话的请求，说“除非参加咱们的公益活动”。据“东来也”介绍，这个项目需要投钱红运彩票，项目介绍是一段文字，“这个活动是帮扶贫困地区贫困家庭、残疾人群、贫困儿童教育等，是由政府主导监管，我们20多个一线明星各自带一百名粉丝参加公益活动，活动期限20天。参加5000，每天就有500收入。收益产生于我的影视传媒公司。参加者需要从收益拿出20%做公益。其余全部返还参与者。”

“姐姐这个是公益活动，做公益没名字的。”“东来也”说，参与这项活动不需要签合同，“弟弟给你担保”，参与活动可以通过支付宝转账，也可以使用微信转账。为了增加可信度，他还发来一张有明显P图痕迹的身份证，随后撤回。为了证明其可信度，“东来也”通过微信打来视频，靳东那张模糊的脸出现在屏幕上，有声音在说，“姐姐，你看到了吗？”但画面中的口型却不一致。

“实际上老年人是很缺爱的，她们(犯罪嫌疑人)对这些老年人比她们儿女都关心得多。”谢海涛说，身处其中的老人未必不能认出这是在诈骗，甚至有些老年人知道这就是假“靳东”，但是喜欢这种情绪价值。他发现，这些被害人都是精神上较为空虚的老年人红运彩票，有的人是丧偶多年，有的人是长期分居。而犯罪嫌疑人也曾坦言，自己给的情绪价值越多，能收到的钱也越多。

“本案中的这些中老年女性，就是想通过网络实现社交需求，只是没有意识到她遭遇的是网络诈骗集团操控的‘情感诈骗’，或者说是‘杀猪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法治所副所长王洁长期从事反电信网络诈骗的研究，他说，“情感需求是人的基本需求。每个人都有情感需求，只不过需求的量有所不同，有的情感需求量较少，有的情感需求量较多。”部分中老年女性借助网络，可以较为便利地通过网络实现社交需求。

与传统的冒充名人诈骗差异较大的是，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处理的这起案件，较为清楚地揭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是团伙或者犯罪集团作案。王洁说，当下的诈骗犯罪集团采用公司化操作，涉及的产业链长，产业链上环节多，一个人基本不可能完成全部犯罪行为，其所需要的犯罪人多。此案有8名被告人被判处刑罚就是例证。传统冒充名人诈骗多是单独实施、面对面实施，其所需要的共同犯罪人较少，造成的损失也相对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