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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额彩礼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与男多女少有关，这背后的原因既有早些年出生性别失衡，也有求学或务工在外的女孩不愿返乡的缘故。另外，这还是村里互相攀比造成的结果。”杨翠霞说，在当地，彩礼一般为女孩自己所有，任其带去新的家庭或暂由父母保管，仅有极少部分女方家长会留下彩礼，以备儿子娶亲或老两口养老之用。

推行政策之前，当务之急是彩礼标准的确立。杨翠霞记得，当时结合乡镇及村里的意见，市里相关部门反复商讨，定下了低价彩礼的标准——6万元以下。至于零彩礼，“彩礼作为延续上千年的习俗，完全归零也不现实，购置礼品和首饰也需要花销百乐博，因此我们所说的零彩礼并非一分钱不给百乐博，而是3万元以下就可以认定是零彩礼。”杨翠霞说。

紧接着，河间市委、市政府成立了由市、乡、村三级书记任组长的各级婚俗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市级层面，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政牵头、多部门参与的联席会议机制，并印制移风易俗婚事新办丧事简办手册；乡镇层面，各乡镇(街道)根据要求，结合风俗，制定本乡镇(街道)移风易俗实施方案和红白理事会章程；在村(社区)层面，则鼓励将限制高额彩礼、鼓励零彩礼和低价彩礼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

65岁的石炳启在北京某单位退休后，担任河间兴村镇大庄村村支书。他身上有多项荣誉加身，还是全国人大代表。石炳启认为，彩礼走高的一部分原因是攀比，一些女孩及其父母好面子，觉得彩礼高，面子就大。所以他找了个方法，和罗全富的思路有所不同的是，他向村民们承诺，会为低价彩礼和零彩礼家庭主持婚礼，并报至市里参加集体婚礼，市领导会为他们颁证。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遵守村规民约的。王志强说自己有两招，第一招是夸，“去抬高村民的格局，会劝他们，你现在少要几万块钱看着是受点委屈，实际你这个人的人品和格局都在提高”；第二招是“硬手腕”，对于“不服管”的村民，王志强就会搬出村支书的权威来。他曾经这样批评过一家人，“光看眼前，有用吗？现在要再多钱，能保障未来幸福吗？你自己要一大堆钱，人家男方老人快愁死了，你自己高兴吗？”几个回合下，大多村民都会依照村规民约行事。

推行低价彩礼、零彩礼这五年多来，村支书们也遇到过男女方家庭对彩礼已达成共识，谁都不想降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有人尝试过特殊手段。一位不愿具名的村支书称，仪式和宴席一般都在村里的婚俗改革大礼堂举行，他们会借口礼堂要整修电器或断开自来水供应，“没水没电，怎么举办仪式？”如果仍不管用，就会声称要组织“大操儿”(村里负责协助操办红白事的人)培训，无人主持和操办，一切都无从谈起，主家(举办婚宴的人)不得不遵从村里规矩行事。

根据河间的政策，低价彩礼和零彩礼新人可以享受孕前优生体检、子女入托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单艳丽介绍，符合条件的新人申请后由村里和乡镇盖章确认，经民政局认可后，会将材料转至河间市卫生健康局、教育体育局进行登记。不过多位村支书认为，这些政策福利初衷是好的，但效果有限，“一般村民会觉得麻烦，家都在农村，还跑几十里地去城市入托干啥？”

除了政策福利，在河间多个乡镇，婚俗改革被纳入了乡村治理积分制，低价彩礼和零彩礼家庭可以获得积分。在罗志远所在的罗位村，积分可以用作“文明家庭”评比、优先享受政府的扶持政策比如增加借贷额度之用等。在该村，零彩礼、低价彩礼分别可以奖励80分和40分——在积分列表中，这是高分值的事项，参加村里义务劳动或捐款可以奖励10分，其他80分的事项是获得县级荣誉或经有关部门认定为见义勇为。

事实上，对村支书们来说，推行低价彩礼、零彩礼并不容易，如何保证手段有效而不异化是个难题，甚至连彩礼的真实数额都难以搞清楚。多位村支书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彩礼无法严格定义，“一般是指订婚和结婚时给现金的那笔钱，但有时也会把首饰和购置的婚衣计算在内”。而在订婚或结婚仪式上，礼金由红布包裹，除双方家庭和媒人外百乐博，其他人难以知晓彩礼真实金额。

高额彩礼整治成为全国多地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突破口。《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发现，在32个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不同地区治理彩礼的手段各有不同，但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倡导奖励型百乐博，如河间市领导对零彩礼、低价彩礼颁发结婚证，优先入托；重庆市大足区民政局则鼓励有条件的镇街对不要彩礼的新人给予奖励，并以新人名义将奖金捐赠给辖区内的贫困学生和特困人员。

“应划分高额彩礼治理的重点地区，确定各个地区彩礼的天花板。”龚为纲说，针对彩礼高涨的黄淮海、江西和福建等地区，应该明确彩礼治理的决心，加大彩礼治理的力度，进行长时段的、目标明确的治理。可以参考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平均家庭年收入，使得彩礼金额不会给家庭造成较大的经济负担，例如江西抚州规定彩礼金额不高于人均年收入的3倍。而对于原本彩礼价格就比较低的地区，彩礼整治没有必要兴师动众，适当宣传相关政策即可。

除此之外，也要考虑彩礼的实际用途。彩礼金额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上涨的，功能性也在拓展，被视作子代在县城体面生活的保障，包括支付女性从生育到养育的各类成本及下一代的教育成本等，他说，“彩礼的金额是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表现，只有综合理解当地彩礼的归属和性质，才能明确合理的金额，并推出一整套协同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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