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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天下”的夏启时代到西周，父死子继的“世卿世禄制”成为国家顶层人才产生的主要方式。然而，在任用基层低级官员时43171AOCM，选贤任能的原则开始逐渐显现43171AOCM，主要有“乡遂”和“贡士”两种方法。“乡遂”又称“乡举里选”，是由国都近郊的乡大夫每三年向朝廷推荐“能者”。这些被推荐的人才有的直接被任用，有的则通过在国家教育机构学习后入仕。“贡士”则是要求各诸侯国向周王朝贡献人才。这种方式不仅为国家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还为那些有志于为国效力的人提供了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

汉代开始流行察举征辟制。汉武帝时，除已有的“贤良科”之外，又增加了“孝廉”“秀才”等新科目，并实行策问考试。由皇帝提出关于如何治国的重大问题(策问)，按难易分甲、乙等科，被荐举者抽取回答，叫做射策。董仲舒就是先被推举为贤良文学，又在射策中极力宣扬天人合一“大一统”思想，被汉武帝重用。“医圣”张仲景在汉灵帝时被举为孝廉，后又出任长沙太守。同时还实行“征辟制”，由皇帝直接任用为“征”，由官府任用称“辟”，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文学家张衡，就是在“征拜郎中”后，升任太史令。

随着政治一统，为了破除门阀士族对官职的垄断，将部分参政权向普通知识分子开放，隋朝创立了科举制。隋文帝下诏命令五品以上京官、地方官总管与刺史，按照“志行修谨”(考察德行)、“清平干济”(偏重才能)两个科目推荐人才，类似于汉代的察举制。隋炀帝置明经、进士二科，按考试成绩来选拔人才，取代了以门第为主要依据的九品中正制，开启了科举制的历史。

人们经常说的“进京赶考”指的就是参加会试。会试由礼部主持，考场在北京贡院。明清时期，录取人数最多的一次是清雍正八年(1730年)，一共406名，最少的一次是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只有96名。清朝光绪九年(1883年)，参加会试的考生有1.6万多人，只有300多名考生得中，录取率仅为1.9%。而即便脱颖而出，后面还要迎接重头戏——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不难看出，古代“高考”的竞争程度远超现在。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各地开设新式学堂。自此，形成于隋唐，废除于清末，有1300多年历史的科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据统计，历史上一共出现过文武状元500多个。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地域，出身不同的社会阶层，但他们对当时的政治、文学、艺术的发展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得以青史留名。

科举除了本朝人士外，还有不少域外人士，甚至有高中进士、得以入朝为官者。唐贞观年间(627-649年)，吐蕃、高昌、高句丽、新罗等政权派遣贵族子弟进入唐朝太学学习。唐朝专门设置“宾贡进士”，为他们提供考取科举的门路，并在政治体系上高度开放。日本的遣唐使阿倍仲麻吕(汉文名为“晁衡”)十九岁来唐，后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历任洛阳司经校书、左拾遗、左补阙与秘书监等职，随伺玄宗，终老于唐土。李白与之结下深厚的友谊，并写下著名的诗作《哭晁卿衡》。

总的来说，科举考试为不同背景、年龄和身份的考生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舞台。无论是贫寒子弟还是富家公子，只要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都有机会通过科举实现阶层跃升。这不仅给个人前途、家庭命运带来了改变，更对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如此，中国科举制度对海外诸多国家的人才选拔制度都有所影响，有学者甚至称科举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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