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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实施，是在1922-1932年。1922年民国在借鉴美国学制基础上，颁布了“壬戌学制”《学校系统改革令》，确立综合中学制，规定高级中学实行分科制，校内分设普通以及农、工、商、师范、家事等科，综合中学成为高中阶段教育的主体。1932年，民国教育部整顿全国教育，认为综合中学体系混杂、目标分歧，学生在谋生、求学上难以达到政策设计的初衷和目的，决定废止综合中学制，在中等教育阶段分别设立普通中学、职业学校和师范学校。综合高中实施10年后退出了中国教育的历史舞台。

第二次实施，是在世纪之交。20世纪80年代，一些地方存在着综合高中的零星探索。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大学扩招，“普高热”渐兴，且普通高中未升学的毕业生缺乏技能，就业存在问题，普职融通的呼声日益高涨。1995年，原国家教委相继发布《关于大力办好普通高级中学的若干意见》《加强薄弱普通高级中学建设的十项措施(试行)》，推动将薄弱高中办成兼有升学预备教育和就业预备教育的综合高中。1998年12月南宫2.8入口，教育部颁发《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指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可发展部分综合高中”，综合高中的探索逐步遍及全国。当时，人们曾一度把综合高中视为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新的生长点，但大部分地区综合高中的试点工作均不到5年便不再实施。2005年之后南宫2.8入口，全国范围内试办综合高中的热潮逐渐降温，各省份陆续自行停办。其后，国家政策和全国各地虽偶有原则性提及，但一直未再大面积推进。

首先，双轨分流，名为综合、实则割裂。综合高中的主要模式是双轨分流。一种是直接分流形式，即从学生升入综合高中起，就根据其入学成绩分流到“普高班”和“职高班”，分别对他们进行高中阶段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直至学生高中毕业。大部分此类综合高中，就是在原有的普通高中内增加了几个“职高班”，或在原有的中职学校内加办几个“普高班”。另一种是分段分流形式，通常在高二或高三年级进行分流，分流前普遍实施普通高中教育南宫2.8入口，分流后的学生分别实施普通教育或者职业教育。这是最为普遍的形式。此外，虽有极少数学校尝试把普高和中职教育融为一体，探索新的课程体系与培养模式，但迄今未有成型经验。综合高中虽然既提供普通教育，又提供职业教育，但并不是培养综合性人才，对任何一名学生来说，要么选择普高，要么选择中职，所接受的教育仍是“单一”，而不是“综合”的。

其次，顾此失彼，“以短补长”效果差。综合高中办学要求其实更高，校内存在两种生源、两种培养目标、两种教学模式、两种管理体制，比单纯办普通高中或中职学校要求都要高，既需要配备职业教育需要的实训场地及设施、普通教育需要的实验室及设备，又需要有较强的文化课和专业课师资队伍，更要有既懂普通教育又懂职业教育的校长。但现实中，综合高中多是薄弱高中或中职学校转型而来，基本不具备上述条件。薄弱高中在升学考试上本就不如其他高中南宫2.8入口，还要分散部分资源与精力到职业教育上；中职学校本在技能培养上具有优势，但在分流培养的安排下，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时间被极大压缩，难以保证技能培养效果。将升学和就业的功能合并到同一个学校，希望可以为学生提供更灵活、更多样的选择，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顾此失彼，哪种需求都未能得到很好满足。

第三是功能异化，升学、就业并重变成“唯升学”。20世纪末综合高中试点工作，按照政策设计，综合高中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于一体，本意是让学生因人因需选择合适的教育类型与专业，促进学生自主选择、自主发展、个性化发展。但是，由于自身条件所限，特别是缺乏相应的实训场地与设施、“双师型”队伍等，普通高中很少举办综合高中，职业高中、中专学校成了举办主体，校内增设“普高班”“升学班”“复读班”，盲目迎合公众升学需求，不但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优势，反而又在职业学校基础上造就了一批新的薄弱高中。普通高中举办综合高中的则是一些“艺术高中”或“艺术特长班”，避开与其他高中在文理科升学率上的竞争，另辟提高升学率的捷径。

推进职普协调发展、解决教育焦虑，需要系统改革、综合施策，根子是解决用人及分配制度问题，不论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毕业生，在发展机会、平台、薪酬等方面真正实现同等待遇。从教育本身而言，要抓紧完善教育学制，系统建立中等职业教育、专科职业教育、本科职业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相衔接的职业教育学制体系，解决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一条腿短、一条腿长”问题，让学生不论选择职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都有通畅的学业晋升渠道，都有平等的成长成才机会，真正架起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人才成长“立交桥”，而非把“职”“融”掉、“协调”掉，否则就是单一发展，而非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