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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至2016年，时任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民应商人王某某请托，利用职务便利，支持其成立某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并在企业经营方面提供帮助。王某某为表感谢，送给卢民该公司15%的股权并由自己代持。2016年至2023年，卢民累计获得该股权“分红款”435万元长沙滔搏老板，后卢民安排王某某将上述“分红款”代为投资多个基金项目以获取更大收益。2023年8月，卢民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副主任周剑杰告诉记者，此类受贿行为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知晓范围有限长沙滔搏老板，受贿人隐身幕后长沙滔搏老板，通过行贿人代持财物；二是行受贿双方达成合意，双方在行贿人具有实际支付能力基础上，就代持人员、代持方式、代持标的物和接收形式、具体谋利事项等达成共识；三是代持物形式多样，包括现金、房产、股权等多种资产，且受贿人具有实际支配使用的控制权；四是利益勾兑隐蔽，多以口头约定而非书面协议等明确双方利益。

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妄图躲避调查，与管理服务对象约定，待退休后再兑现“好处费”。2003年至2006年，杨承华在担任浙江省富阳市供销合作总社党委书记、主任期间，为鲁某在某房产项目事项上提供帮助，杨承华与鲁某约定280万元好处费由鲁某代为保管，待自己退休后再兑现。2017年，杨承华退休一年多后，分三次收受了这笔钱。2024年4月，杨承华因犯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

不仅是股权、钱款，房产也成为这类代持行为的重点目标。2019年，江苏省扬州市某区原副区长叶某想购买房产，某公司总经理高某某考虑到叶某多年来对公司的“帮助”，主动表示代为支付房款。此后叶某选中一套价值238万元的商品房，要求房产公司为其预留。因担心有风险，高某某为其付款后，叶某叮嘱高某某暂时不要网签。叶某、高某某等人一起验房并办理拿房手续后，叶某安排高某某将钥匙、电费卡、门禁卡等房产资料带回。直至叶某案发时，该房产仍未网签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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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至2020年，广东省某技术中心原主任林某彬为某数码公司承揽工程项目提供帮助，该公司负责人谢某某告知林某彬已使用他人银行账户为其单独保管好处费70万元，可以随用随取，林某彬同意；2014年至2015年，林某彬为某科技公司承揽工程项目提供帮助，并与该公司副总经理张某约定按合同金额的10%即200万元收取好处费，林某彬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收受50万元，剩余150万元交由张某保管，未实际取得；2014年至2018年，林某彬为某信息技术公司承揽工程项目提供帮助，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约定按合同金额的10%即317万元收取好处费并交由刘某保管……截至案发，林某彬尚未提取上述由行贿人代持的537万元，被认定为受贿未遂。2022年7月，林某彬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40万元。

“行贿人代持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长沙滔搏老板，因客观上代持财物处于行贿人控制之下，可能因为行贿人的反悔导致受贿人无法实际取得财物。因此长沙滔搏老板，是否构成受贿既遂，关键在于受贿人能否实际控制财物。”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马玲解释称，案发时林某彬即将退休，对企业人员谢某某、张某、刘某等职务制约力和影响力减弱。同时，考虑到相关财物未实际取得，既未实际占有也未实际使用，且林某彬也曾让张某交付代其保管的100万元，但因被张某挪作他用，最后只交付了其中的50万元。因此，对于承诺贿款未实际取得的部分，认定为未遂。

“由于该类案件中缺乏显而易见的财物转移过程，因而必须用更全面更有力的证据来构建证明链条，从而透过‘代持’幌子，发现案件本质。”杭州市上城区纪委监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副主任马超表示，认定该类案件的关键在于：一是受贿人对行贿人的影响力，即受贿人能否让行贿人听从他，以便通过行贿人对代持的财物进行控制；二是受贿人对财物的支配力，即受贿人能否实际支配相关财物，如是否能够占有使用、获得收益、提取转移、变卖兑现等。

杭州市富阳区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杨荣华表示，“行贿人代持型”受贿行为，受贿约定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分别是“收受”和“代持”。通常情况下，仅约定“收受”而未约定“代持”，通常只是犯意联络，尚未着手犯罪，不宜认定为受贿犯罪；只有同时约定收受和代持，对财物有支配权力和支配行为的，才达成完整的行受贿合意，可以认定为受贿犯罪。

在杭州市滨江区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副主任陈乔看来，“精准”是处置这类受贿行为的关键，具体而言：一方面，要精准定性处置。如对于受贿金额，既要遵循纪法规定，又要结合涉案人员行受贿金额的真实意思、收受时和案发时代持财物的金额差异等进行最终认定。另一方面，要综合研判效果。对于原始股、房产等代持财物存在价格浮动变化的情况，要精准认定受贿数额及其孳息，既彰显从严惩治腐败的力度不减，又确保案件得到公平公正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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