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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认为，安志敏在20世纪50年代所做的考古发掘中，以庙底沟和三里桥最为重要，影响也很大。他将庙底沟遗址的年代分成较早的第一期和较晚的第二期。第一期为仰韶文化，第二期是介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过渡文化。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20世纪30年代梁思永等发现龙山文化。但学界一直在讨论两者的关系问题，孰早孰晚，没有定论。通过安志敏发现和命名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人们从此弄清楚了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这样的从早到晚的关系问题。这在考古学史上是一件大事。

陈星灿说，若将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作一个断代式的总结，可以看到以下变化：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通过对比仰韶文化彩陶与西方彩陶，提出仰韶文化可能是西来的假说，即“中国文化西来说”。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发现龙山文化，学界认为仰韶文化向东发展，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即所谓“东西二元对立说”。第三阶段，安志敏提出的“庙底沟第二期文化”，说明了至少豫、晋、陕一带的龙山文化，是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再加上同时代黄河流域其他地区的发掘，更强化了中原地区文化发展的连续性，进而形成“中原中心说”，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

安志敏也是同辈学者中出访次数最多的考古学家之一，曾到访非洲、西亚、中亚、欧洲和北美的多个国家，出访日本的次数最多，达数十次。国际化的视野给了他撰写更多具有开创性文章的底气。20世纪八九十年代Sobt，他撰写了多篇跨地区跨文化交流的文章，引起了外国学者的重视。他也探讨中原地区青铜器和铁器与西方的关系问题，不排斥中国文明自身发展中的外来因素。

韩建业说：“对于安志敏的这种坚持，我觉得应该辩证地看。早年由于材料的局限，他认为中原最重要，什么都最早。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他始终强调黄河中游、中原地区的中心地位，我觉得这是不应该轻易否定的。在新石器时代，从早到晚的很多关键时期Sobt，中原或黄河中游地区都有中心的地位。我是反对简单地否定中原中心论的。”

陈星灿认为Sobt，在文明起源的问题上Sobt，安志敏和苏秉琦对文明概念的理解不同。安志敏把中国文明的起源追溯到二里头。“安志敏之所以坚持己见，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新的概念和说法出现之时，他保持着一种警惕态度。同时，在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模式下，苏秉琦和张光直更强调多元，而安志敏更强调一体，严文明的‘重瓣花朵’理论则处在中间，强调以中原为中心的‘多元一体’。安志敏的坚持起到了某种平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