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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西之争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曲折复杂，久未尘埃落定。五四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展开实践，走上了一条有效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革命与发展实践，取得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建设成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基本凝定。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了条件。

清末民初几十年间，陆续出现了几种不同解释。1922年，梁启超为纪念申报建馆五十周年，写作《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对此予以总结：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有了洋务运动；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有了戊戌变法、建立中华民国等政治制度变革；第三期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有了新文化运动、启蒙运动等思想观念变革。在这里，梁启超构建了一个关于现代中国思想、政治发展变化的历史叙事，影响广泛而深远。

就此而言，最早与西方接触的林则徐、魏源，以及洋务派等人的认识，反而最接近事实真相：西方之强在于其坚船利炮，因此中国应当推进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但因内外条件约束，这场工业化运动的成果未如人意。一方面，由于权力地方化，中央政府丧失了推动工业化的能力和资源；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兴起，压缩了中国的自主发展空间。

新兴知识分子又一次把国家失败归因于观念、文化，试图通过观念启蒙、全盘破坏传统文化解决国家根本问题。形成这种认识的根本原因仍在外部：一方面是日本思想的支配，福泽谕吉等人把东亚各国的落后归咎于中国文化，又配合日本征服中国的野心持续贬低中国历史和文化；另一方面是美国思想的支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霸主易位美国，美式唯心主义思维方式大行其道，主张全盘美国化。

可以拿同时期的德国做一个比较。19世纪30、40年代，自由主义理论传入德意志地区，知识界信以为真。长期经商的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却打了一个比方：英国人爬上了墙，就会把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李斯特认为，真正让英国人富强的是工业化，而非自由贸易或个人权利。工业化过程中，英国在经济上奉行重商主义，在政治上奉行保守主义；但基本完成工业化之后，却把自由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向全世界推销，其真实用意是打开各国门户。基于此，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意志精英群体总体上拒绝英国式自由主义，强化国家权力，最终德国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

首先，消解古今中西之争背后的文明中心论。古今中西之争的实质是用文化解释历史，将观念、意识当作解决方案。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历史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文化只是其观念反映而已。西方的兴起是因其率先实现了工业化，中国挨打是因生产力落后，从而导致军事能力低下。在思想和实践上纠缠于文化问题，甚无谓也。

其次，消解中西之争的话语体系。中西之争体现了非历史的文明类型学论说方式，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予以简化、整体化且固化，以西方现代富强的事实推定其现代文化优越，进而推定西方文化整体优于中国文化。然而，西方先于中国实现工业革命，并不能证明古希腊哲学、新教伦理、启蒙运动或苏格兰道德哲学高明。反过来，中国没有率先实现工业化，也不能说明儒家思想低劣。一些人通过文明类型学论证中国文化存续的意义，却没有看到革命与工业化的必要性。

最后，消解古今之争的判断标准。古今之争把中西文化之别看成古今之别，即古代与现代、落后与先进之别，体现了一种单线的现代历史发展观。列宁则分析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最本质的和必然的现象：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类民族的世界处境相反，自然走上了相反的现代文明发展道路，西方现代文明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性质的，广大被压迫民族对其进行反抗、革命，通常选择社会主义，从而形成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现代文明。

这一创造性实践不限于思想、文化，而是总体性的现代文明创造。文化是其组成部分，且有能动性，但以工业化生产方式为基础，与相应的政治、社会制度等辩证统一于“总体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突出特点，在于实现了世界性与民族性、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辩证统一。在现代世界占据先进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在古代世界占据先进地位的中华文明相互作用，“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