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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姜妍并不想回厂接班。前几年她的直播电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每个月能入账几万元。但父亲对她说：“如果你在外面，我就当作没有生过你。”作为独生女，姜妍在无奈之下开启了接班之路。一开始，她去外面谈生意经常会挑客户，因为有些客户往往是一上来就“喝大酒”的老一辈人。但经历了疫情后订单减少、利润下滑以及裁员，她已经不再挑剔。2023年，她平均每周应酬两次，喝到吐成为家常便饭。

“我爸每次看到我这样广东AG贵宾厅，就会很自责，经常说是不是应该把工厂关掉，不让我回来。”姜妍家的工厂每年产值在3000万元到6000万元之间，主要生产建材，然而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这几年生意越来越难做，净利往往只有几个点，甚至可能面临亏损。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姜妍也不确定自己能带工厂走多远，“能养人、让大家吃饱饭”已经很不容易了。

姜妍的经历是数以万计“厂二代”接班的缩影。自改革开放以来，“厂二代”的父母们凭借胆识，白手起家，从一针一线、一砖一瓦开始，推动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让“中国制造”的输出强劲有力，共同将中国打造成为世界工厂。然而随着“厂一代”的老去，制造业的接力棒正传递到二三十岁的“厂二代”手中，路透社曾报道，如此大规模的代际转变在中国民营经济领域还是首次发生。

这些工厂大多不知名，如同毛细血管一样分布在制造业各个细分领域，然而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中国凭借着人口红利形成的优势正在消失，不少国家正以更低廉的劳动力抢夺市场，这意味着工厂必须要转型升级，否则有可能被淘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影指出，中国制造业正处于上台阶的过程。怎么用技术进步推动产业提升，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所处的地位，这可能是新一代管理者需要做的事情。

黄希谊家中做数控机床已有40多年广东AG贵宾厅，但她和哥哥从小都没有接受过“接班”等理念的灌输。此前黄希谊在美国的一所大学拿到奢侈品管理专业硕士学位后，在巴黎做时装策展工作。本打算在巴黎定居留下的她，因疫情回国后进入家里的工厂，最开始她跟着总经理巡转工厂、了解业务，但流水线和车间始终吸引不了她，最终决定向工业互联网发展。

姜妍就是这个社群的一员，于她而言，加入这个社群是想看看别人都是怎么接班的，同时看看有没有生意资源。在外面工作几年，被父亲逼着回到工厂后，姜妍就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以前她每天穿戴名牌，现在是从淘宝淘的几十块钱的衣服；以前她在世界500强上班，在明亮的办公室里穿梭，现在要去脏乱差的工地里拜访客户；以前更多和同龄人休闲娱乐，现在则经常和叔叔伯伯打圈敬酒。最让姜妍难受的是，至今未婚的她基本24小时扑在工作上，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强势，“这样下去很难找到男朋友”。

姜妍家的工厂此前主要为大工厂做代工业务，但是她认为很多大工厂的处境都十分困难，假如哪天把单子都抽掉，那么工厂可能就危险了。于是她进入公司后就注册了自己的商标，用自己的品牌进入各个公司的采销库里，开始做一些地标建筑的供货商，比如规模较大的医院和大学。凭借着这种迷迷糊糊的认知，姜妍慢慢接到了一些订单，说话也变得有了一点分量。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高皓指出，“二代”需要通过实际工作向父辈、管理层、客户、供应商以及银行等利益相关方不断证明自己的能力，只有这样自身获得的授权才会不断增加，换句话说，只有不断打胜仗，才能赢得更大的权限。他强调，这是“二代”们获得父辈信任的途径，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赢得，而不是凭空拿到。

黄立正处于这样的自我证明过程中。与一般工厂不太一样的是，黄立家的工厂利润远超制造业平均水平，20年来都在生产销往非洲等地的美白膏，这门生意算是小众市场，供不应求。生意对供应链端要求较高，黄立的父亲未雨绸缪很早就打通了供应链并做到了行业第一。然而去年美联储加息之后，非洲国家外汇储备减少，减少了采购量，受此影响工厂订单下降超过五成。黄立的父亲一下子衰老了很多，每天忧心忡忡。

黄立坦言，当下做品牌困难很大，“严格意义上来说，现在哪个产品还都没跑出来”。他带着三四个人的小团队，目前处于小步试错的阶段，一点点投钱测试市场反应。他心里很清楚国内消费市场“卷疯了”，但为了抵御风险，不能再像此前那样只做海外市场。“我可能会给自己5到10年的时间，尝试做一个稍微知名的品牌，通过这个品牌把产能填满，如果出现去年那种黑天鹅事件，我们不至于坐以待毙，活不下去。”

冯佐星同样选择“另起炉灶”来做业务。20多年前，父辈从承包室内门窗生产开始，转向推出自己的门窗品牌。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门窗在这个行业里并不多见，父亲一直亲力亲为，抓生产抓销售。2021年，冯佐星的父亲建设了500亩智能化工厂，解决生产效率问题。“大兴建设”背后也是大手笔的投入，冯佐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整个项目累计投资会达到13亿，目前投入已过半。当背上贷款后，整个家族都感受到了压力。

冯佐星回到公司后负责营销方面的工作，主要做电商、研发新品。回到公司时，公司线上销售几乎是零起步状态，并没有太多业绩。他筹钱、搭团队、做新零售，跑到电商平台上课，针对“90后”“95后”消费者习惯，用多种营销方式从线上引流，最终将这部分业务量从几十万元做到了一亿元。此外，他还将研发重点转到智能门窗中，针对年轻消费群体的消费特征，他的设想是，让未来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手机自动开关窗；在铝材表面设计莫兰迪色等年轻人喜爱的颜色，实现品牌的年轻化和潮流化。“我爸现在都不参与研发了，因为10年前他参与研发对标的是自己的群体，现在则需要靠我们了。”

黄立去做新业务时，经常会意识到有一个不小的问题，“工厂目前效率不高”。当多个订单涌过来时，黄立的父亲往往会把临时的订单塞进来，并不是按照顺序来生产，黄立很担心会影响生产的节奏，最终导致大批经销商打电话过来催货。他意识到目前工厂的管理不够精细化，缺乏数据化。但他往往也会产生困惑，是否父亲已经评估好了订单的轻重缓急才这么做的，并且也不是所有事情都适合数字化。对这一问题，他与父亲聊过很多次之后都没有什么结果，“他们觉得现在工厂比较稳定，不太想改变，害怕改变之后有很大的阵痛”。

起初，陈泽滨也认为日化产品种类相对单一，技术比较初级。不只是他，大家都觉得日化行业是个比较没有科技含量的行业。但日化行业进入了快速成长期后，呈现出高科技、多元化、细分化的趋势。陈泽滨明显感知到市场竞争的加剧，在科技含量、绿色可持续等方面都有了新要求。陈泽滨想打破产业链上中下游之间“信息壁垒”和“资源壁垒”，构建覆盖产业链上下游的数字化生态圈。“单一一家企业完成数字化建设是不足以形成影响力的，要真正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行业的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

“工业软件系统就好比是‘Apple Store’，而父辈做的是Apple手机的生产。”黄希谊的父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做生意，主要的策略是扩大产能、占有市场份额，很长一段时间在打价格战，但如今市场环境变了，技术成为核心竞争力。黄希谊表示，未来工厂的规模很有可能会缩小，转向精工方向。“只做有技术门槛的生意，其他业务外包出去。”

在范昕宇看来，制造业的接班问题格外值得关注，除了一些头部企业，大量在细分领域耕耘、年营收规模在3000万元到1亿元的制造业企业面临着接班问题。这些制造业工厂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可以将他们比作毛细血管。某种意义上，他们甚至比主动脉还要重要，能够服务到身体的每个细胞。这些工厂的动态演变将会决定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未来最核心的竞争力。

张影近年来主导了针对“二代”群体的青年研学项目，该项目主题为“纵深中国”，主要形式是“田野调查”，每个月都会带着这些接班人深入到基层，了解真实的中国。他很清楚这些“厂二代”的成长路径：出国留学，回国接班，小时候几乎很难得到父母的陪伴，从小到大接触的东西几乎都来自西方。所以开设该项目的一大目标就是让这些年轻人了解真实的中国广东AG贵宾厅，了解父辈的路径。同时，张影强调，“我不教他们接班，只是教他们成为一个成熟的管理者”。

在中小制造业企业中，“职业经理人”并不容易被接受，“外来者”往往很难得到家族成员的真正信任。姜妍作为独生女，不得不接班之后，父亲也看到了这份艰辛。“我父亲有考虑过广东AG贵宾厅，当他完全退下来之后，我既要跑市场又要管理工厂会难以兼顾，就有关掉工厂的打算。如果跟了他很多年的那些人愿意来接手的话，我占股份也是一种方式。”

上市家族企业往往能够找到合适的职业经理人，但对规模不大的中小型企业来说，“找到事业合伙人，形成命运共同体，可能是解决自身人力资本不足的有效办法”。高皓认为，事业合伙人意味着不只是职业经理人，要有股权共享。这需要企业家保持开放的心态，具备胸怀格局和长期视野，找到有能力、有闯劲的合伙人共同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