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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后，知名专家的特需门诊号可以约到。”为了促成此单，陪诊师进一步向记者“推销”，“副主任医生就算该领域专家，这些都不是普通号。某些医生虽然是知名专家，能力会更强一些，但如果排他的手术，就会排很长时间。副主任医师一般40多岁，做手术的精力比较充沛，排队时间也不会太久，如果要考虑到有后续治疗，就尽量不要去找太知名的医生。”

邓利强说：“‘黄牛’倒卖就诊号行为在交易过程中可以被公安机关取证并打击，而陪诊师则往往难以界定其违法性质，由于线上实名制预约的方式已经比较普遍，目前社会对‘黄牛’倒卖行为的关注度已经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陪诊师行业中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医院作为事业单位，其保卫处没有对外执法的能力，因此打击陪诊师行业的违法行为需要有关部门积极行动。”

在刘鑫看来，陪诊行为虽然发生在医院，但并不属于传统医疗服务的范畴，因此难以由医疗部门直接出台规范性文件。同时，由于陪诊服务具有小众性和特殊场合性，市场监管部门也很难针对其制定专业性的标准。建议有关部门，尤其是医院，应在医院门诊大堂或官方网站发布相关提示和风险警示，提醒陪诊服务提供者和需求者签订书面合同，以保障双方权益。

“陪诊服务本质上是一种市场需求驱动的辅助性活动，主要服务于不熟悉医院流程或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由于目前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陪诊服务应依据民法典中有关合同的要求进行规范，双方通过签订合同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在遇到问题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陪诊服务人员也要注意保护自身的权利。”刘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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